人口数据是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的基础。西周有“司民”之官小司寇，负责统计人口数据，在每年孟冬之月祭祀司民星，将人口数据庄严地进献给国王，“王拜受之”，作为治国依据。可见，人口数据被赋予了极为神圣的意义。错误的人口数据将动摇各项决策的基础。商鞅认为如果不知道准确的人口数据，“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因此秦国的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 。荀子也认为：“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无制数度量则国贫”。在反秦战争时，刘邦的军队进入秦都咸阳，萧何就把秦朝丞相御史收藏的律令文书、全国各地户籍人口图册收藏起来，对刘邦统一全国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于人口数据与各种利益捆绑，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述《评论家季刊》的观点：“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被绞首的危险”，人口统计造假自古就存在。商鞅规定对人口数据造假者处以“腰斩”，与“降敌同罚” 。元朝从某种角度是亡于统计腐败，中央政府拿不到准确的人口和耕地数，本应成为国家税源、兵源、役源的人口和耕地，成了权贵的私产。中央连修黄河的钱都拿不出来，河工们纷纷加入红巾军，元朝“盛年而逝”。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为了避免“蹈胡元之弊”，派出军队统计人口和耕地；对统计造假者，罪在官者处斩，罪在民者充军。现在没有人头税，隐瞒人口无利可图（超生例外，但占总人口比例很低），而虚报人口不但个人获利（上学、买房、低保、扶贫款、退休金、城乡福利），地方政府也可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经费、扶贫和转移支付款等，并在争取铁路、高速公路立项等方面增加筹码。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是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负增长，无法支撑已铺得很大的内政、外交。俄罗斯科学院阿纳托利·维什涅夫斯基教授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生育率就已低于更替水平，但有关人士用复杂的“游戏”遮盖住了该问题。如果相关部门不掩盖人口真相，政府进行战略收缩，是可以避免解体的。2、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思路：2020年的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迁出。研究方法：采用国际通用的队列组元方法（The Cohort Component Method）。利用人口平衡公式：Pt+1=Pt+Bt-Dt-Mt，其中Pt、Bt、Dt、Mt 分别代表各项人口变动要素，即t年的人口数、出生数、死亡数、净迁出人数。（1）起始年份年龄结构。由于城市化水平低、户籍管理严（刚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国家动员能力极强），流动人口少，1982年和1990年这两次人口普查被国际社会称为质量很高的普查。1980年代虽然超生较多，但是城市化率仅仅从1982年的20.4%提高到1990年的25.8%，流动人口少，隐报难度大。一方面，超生家庭即便被“牵牛扒房”也无处可逃；一方面，超生的孩子即便没有获得合法身份，但是都在地方官员和普查员的眼皮底下。因此，1990年人口普查的准确性是很高的。官方也认可这次普查结果。本文用1990年普查的分年龄、性别人口数（含军人）为起点。

1990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并非根据普查和抽样调查的生育率，而是参考小学招生数估算出生数；由于教育机构普遍虚报学生数以套取义务教育的经费，导致公布的出生数和总人口存在巨量水分。2020年、2010年人口普查也为了与公布的人口数据保持连续，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大幅修改，导致数据失，误导各项决策。本文根据医疗、教育、婚姻等各项社会指标重新评估了中国的生育率和出生数，认为2020年的实际人口很可能只有12.6亿，不可能超过12.8亿，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危机。人口数据是不可能被长期隐瞒的，盼此文能为2020年人口普查提供参考。1、人口数据的神圣性人口数据是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的基础。西周有“司民”之官小司寇，负责统计人口数据，在每年孟冬之月祭祀司民星，将人口数据庄严地进献给国王，“王拜受之”，作为治国依据。可见，人口数据被赋予了极为神圣的意义。错误的人口数据将动摇各项决策的基础。商鞅认为如果不知道准确的人口数据，“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因此秦国的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 。荀子也认为：“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无制数度量则国贫”。在反秦战争时，刘邦的军队进入秦都咸阳，萧何就把秦朝丞相御史收藏的律令文书、全国各地户籍人口图册收藏起来，对刘邦统一全国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于人口数据与各种利益捆绑，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述《评论家季刊》的观点：“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被绞首的危险”，人口统计造假自古就存在。商鞅规定对人口数据造假者处以“腰斩”，与“降敌同罚” 。元朝从某种角度是亡于统计腐败，中央政府拿不到准确的人口和耕地数，本应成为国家税源、兵源、役源的人口和耕地，成了权贵的私产。中央连修黄河的钱都拿不出来，河工们纷纷加入红巾军，元朝“盛年而逝”。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为了避免“蹈胡元之弊”，派出军队统计人口和耕地；对统计造假者，罪在官者处斩，罪在民者充军。现在没有人头税，隐瞒人口无利可图（超生例外，但占总人口比例很低），而虚报人口不但个人获利（上学、买房、低保、扶贫款、退休金、城乡福利），地方政府也可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经费、扶贫和转移支付款等，并在争取铁路、高速公路立项等方面增加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