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深入介绍了美国精英主义现状的成因、其对社会的外部影响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和未来方向。 以供参考。
原因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精英陷阱是一个闭环的存在。 如果把社会想象成一个金字塔形的阶梯，那么衡量贫富差距和阶层流动性主要来自两个因素。 首先，一个人在阶梯上的最终位置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出生的阶梯。 第二，不同阶梯之间的绝对差距有多大。
在当代美国，有两个因素反映了阶级的固化：
首先，教育成为资源的竞争。 处于下层的人们根本无法获得最好的教育资源，想要实现下一代的阶层跳跃几乎是不可能的。 富人子弟将通过精英教育获得时代最需要的思维能力，代代相传，通过劳动交换获得财富。 穷人为其子女提供的教育资源有限，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稳定的地位。 他们缺乏价值观和使命感，家庭关系动荡，甚至无法为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环境。
其次，富人和中产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甚至远高于种族隔离时期不同种族之间的收入差距。 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养育方式、饮食习惯和兴趣。 他们去不同的教堂，住在不同的社区，甚至谷歌上最常搜索的术语也不同。 精英与普通人从一出生就面临着终生的分离。
我在看书的同时，脑子里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美国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这个游戏里似乎没有真正自私贪婪的恶棍。 每个人都会在自己有限的情况下做出最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选择。 没有人愿意故意剥削其他阶级或破坏其他人的生活。 似乎每个人都只是想在这个体系中生存下去。
精英们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财富。 相比于直接继承财产成为贵族，当代社会，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加努力。 精英阶层的父母在子女的教育上投入了最大的资源。 一个自然而合理的选择。
进入精英行业后，年轻人一刻也不能休息。 这是自我实现、环境压力和阶级特征综合作用的结果。 很难说是来自上层阶级的有针对性的压迫。 归根结底就是这些。 年轻人做出自己的选择。
那些处于底层劳动力，无法获得有价值的工作，几乎被社会淘汰的人，并不是被操纵规则、玩弄权力的上层阶级刻意打压，而是他们的技能确实没能跟上社会的变化。时代。 经济发展要求劳动力变得越来越数字化和抽象化。 精英阶层会投资于教育，让后代能够以顺应时代潮流、遵循规则的方式登上顶峰。 不需要任何秘密行动。
如果从时间线来看，整个社会的转折点大概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美国社会持续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二战后，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富人的生活方式其实没有太大区别，收入差距也没有那么大。 那时，阶级的含义变得模糊，是一个历史上被称为“大挤压”的时代。 20世纪中叶，贫富差距还没有那么大，富人和中产阶级之间的距离也比较有限，他们往往可以通过各种社会活动联系起来。
书中给出的例子是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 两位美国总统都出生于1946年，但背景却截然不同。
克林顿的祖父母经营一家杂货店，他的母亲是一名护士，他的亲生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 乔治·W·布什出生于著名的布什家族，家族都是高级政客。 虽然两人的家庭财富和社会地位相差甚远，但成长的环境却十分相似。 他们都住在美国郊区，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克林顿最终去了乔治城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他的背景基本上没有影响他进入名校。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两位未来的总统完成精英学校的学业后，美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从传统的土地、机器、资本作为最重要的生产驱动力，变成了能够产生最大利润的超级劳动力的技术创新。
二战期间，为了支持军工和原子弹等技术，美国大量人才进入理工科院校，产生了大量物理、数学等领域的顶尖人才。 然而，二战后，美国的反战情绪逐渐高涨。 随着越南战争爆发以及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不断深入，公众对基础科学家参与军事技术研究越来越不满，军工工业逐渐衰落。 但这些刚毕业的科学人才需要工作，所以贝尔电话实验室这个半商业半科研的私人机构吸纳了大量的科学家。
没过多久，这些人才就被金融业吸引，进入华尔街。 他们开发出日益复杂的交易模型和金融产品，将科学培训带来的抽象技能转化为金融技术。 20世纪70年代，大批理工人才进入金融行业，将许多以前只存在于理论领域的金融概念（如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转化为实际适用的产品。 这些产品利用市场低效率赚取巨额利润，使金融业蓬勃发展并持续吸引对精英人才的需求。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每十年都会诞生新的复杂金融产品，例如2000年代初发明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和过去十年诞生的高频交易系统。 巨大的利润让精英人才纷纷涌向华尔街，将整个系统设计得越来越复杂。
抽象金融产品已经成为新的经济现实，这也意味着社会培养的下一代，如果想进入这个领域分享蛋糕，需要接受更严格的训练，让他们的思维能够快速适应金融的要求。华尔街。 这些人才也将获得丰厚的回报。 目前，华尔街各种交易基金年收入的一半都用来支付这些精英的薪水。
华尔街的结构性变化已经蔓延到商业企业界管理文化和风格的变化。
20世纪中叶，美国的大公司通常会将每年的利润再投资到公司的运营中，并没有过多依赖从市场借款。 同时，这些大企业还肩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为底层员工提供最好的福利保障、技能培训，甚至承诺永不辞职。 这些公司也有自己的股东，但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结构设计使公司实际上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公司的经营是为了产品、员工、社会，而不是为了股东回报最大化。 。
20世纪80年代，激进股东主义盛行，华尔街进入并购时代。 当时，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让公司的管理职能集中化、数字化，取代了很多原来中层管理人员的角色。 然而，僵化的公司治理制度导致美国很多大公司仍然采取“以人为本”的模式。 ，没有快速响应时代的变化，裁掉了这些中层管理人员，以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
对冲基金等华尔街玩家看到了获利机会，开始公开收购市场上的上市公司股票。 成为大股东后，他们向公司管理层施加压力，要求其改变经营策略。
对于不回应股东积极请求的大公司，华尔街将发起敌意收购策略。 比如，对冲基金开始大量收购股票，并联合号召其他机构股东通过提名新董事的方式逐步侵蚀董事会，然后利用董事会直接取代原本不知情的公司管理层。的时事。 私募股权基金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他们会利用杠杆和银行借款为收购整个公司提供资金，然后迅速招募新的管理层、削减多余的员工、降低成本并增加公司的利润。 ，为自己赚取收入。
这些华尔街玩家在并购战中为美国大企业输送了一批新的管理层。 这些管理者通常是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拥有很强的信息和数据分析能力。 他们可以绕过中层管理，通过新的信息化管理模式直接控制和指导更大规模的运营。 这些专业管理人才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厚报酬。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不断上涨，现在他们每年可以轻松赚到数百万美元。
这些新型高管也极其“识时务”。 他们知道，自己能拿到高薪，最重要的原因是与背后的华尔街势力站在一起，拥有相同的价值观。 这些管理者认为，公司运营的目的不是提供价值、提供产品和培训员工。 这些都是次要手段，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唯一的最终目标——为股东带来利益。 股东是谁？ 上市公司大股东大多逐渐成为资金规模庞大的机构投资者，散户投资者数量开始减少。
就这样，新时代高管和华尔街势力达成了双赢。 高管的高薪，进一步激励下一代年轻人不断前行，努力争取进入常春藤名校，只为获得这块成为精英的垫脚石。
事情还没有结束，循环仍在加剧。 随着金融业的蓬勃发展，企业管理文化被连根拔起，美国经济的其他方面也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新时代的企业不再将以前的利润投入运营，而是开始加杠杆、大量举债，金融业的作用大大加强。 公司借债后，大量华尔街精英用他们高度抽象和理性的头脑，结合复杂的数据和算法，将债务重新包装和分配，分配给各个机构投资者，使得他们的风险显得大大降低。 。
因为我们每次借钱，都是在向未来借钱。 还不存在的财富开始出现在整个社会，金融和债务体系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没人能弄清楚这条债务链将在哪里结束。 在哪里。
在这种趋势下，金融变得越来越重要。 到21世纪中叶，金融业占美国GDP的十分之一。 甚至很多传统生产行业的巨头，如通用电气、通用汽车等，也开始涉足金融行业，利用从生产领域获得的现金开展贷款融资业务。
蛋糕越来越大，每个人都努力参与到制作蛋糕的过程中，坚信自己也能分得一杯羹。 但事实上，从头到尾可能都没有蛋糕，但所有的玩家都在拼命地想要传达蛋糕存在的想法，他们拉起了层层帷幕，让蛋糕的存在变得更加美好。蛋糕的包装越来越复杂。
在这场胜利的金融游戏中，传统的美国中产阶级到哪里去了？
资本不会放过任何盈利机会。 半个世纪以来，一些曾经的中产阶级加入了这场游戏，心甘情愿地接受高强度的生活，以换取高薪、尊严和A级地位。 当然，他们赚到的财富虽然不能投资在闲暇时间丰富自己的生活，但都可以投资在教育上，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稳步进入精英阶层，进入名校和华尔街。
但那又怎样呢？
这些新一代年轻人接受了辛苦一生的精英父母提供的全部教育资源，只是为了开启新一轮的精英资本循环。 新一代精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父辈那一代的精英身上，开始把自己所有的青春、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资本不眠不休的资本游戏中，不断用自己的智慧和大脑帮助资本完善整个系统。 更复杂。 这一切似乎永无止境。
另一半中产阶级则彻底没落了。
他们是公司管理文化革命中不再需要的中层管理人员。 他们是公司成本核算中不必要的负责人。 它们在一次又一次提交给管理层的财务报告和数据中变得无用且低效。 单位已被切断。 他们只能接受市场上唯一存在的工作——只需要提供简单的、重复性的劳动，换取一份没有晋升可能、有停电之路的低级工作。 这些工作甚至不稳定。 随着全球化产业的转移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即使是这些低水平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稀有。
劳动力在遭受降维打击的同时，其收入和消费过程也成为资本运作的燃料。
过去几十年，中产阶级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美国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却提高了，物价也变得更加昂贵。 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无奈增加信用卡消费，借入大量债务来维持基本生活开支。 他们过着工资一花就还贷的生活，但债务却还是没完没了。 这些债务被聚合成巨型银行公司，并进一步被华尔街转化为金融产品。 它们在包装和转移过程中不断被套利，分散风险。
中下阶层靠债务艰难生存，而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向华尔街。 在华尔街赚取的大部分财富都用来支付精英人士的高薪。 这些精英不断投入教育资源，让后代能够动态继承自己的阶层地位，彻底固化这种贫富差距，让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无论多么努力，他们的后代都可以也流传到精英阶层。
影响
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贫富差距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资本本质上是逐利的。 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抓住机遇的中产阶级通过正常的教育投资而跃升并巩固了自己的阶层。 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个人努力和历史机遇的结果，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然而，当新崛起的精英阶层认为自己通过努力取得这一切，并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时候，那些被淘汰、在生活中挣扎的下层阶层也认为自己没有过错，甚至同样愿意付出更多。 更多的努力将会给你带来更好的生活。 但时代不再需要他们的努力，他们陷入了一场没有出路的游戏。
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美国很多精英没有意识到的一件事是，底层的愤怒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
事实上，在一个正常运转、健康的政治体系中，基层的愤怒和制度的不公平是可以通过基层的反馈一路传导到中央决策层的。
比如，当华尔街通过推动企业管理变革、大量裁员来获取利润时，政府应该对这笔利润征税，然后为下岗员工提供失业保障、医疗保险等最低生活保障。 当金融业不断加杠杆，将各种债务转化为金融产品，使泡沫变大时，政府应及时干预，限制机会主义和过度风险。
当金融机器嗡嗡作响时，美国政府在哪里？
真实的情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里根领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带领美国进入又一轮监管宽松，资本逐利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过去几十年里，顶层人士的收入增加了四五倍，但税率却一直在下降。 不仅企业税率持续下降，任何对富人征税和再分配的政策都会遇到强烈阻力。 人们普遍认为，华尔街监管不力间接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
美国的所有行业一般分为public and privateectors，即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 例如，在金融业，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属于公共部门，而大型投资银行和基金则属于私营部门。
对于几乎任何特定的行业问题，都会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两类相应的人。 例如，A和B两个人同一年从法学院毕业，都选择进入金融监管行业，但一个在美联储工作，另一个在华尔街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工作。 两个人每天研究一模一样的法律问题，只不过A负责制定规则，B负责帮助客户在规则提供的框架内改变经营策略，从而在规则下实现客户利益最大化。合法性的前提。
政策制定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而是一个具体人之间竞争的过程，也就是A和B之间智慧和思维的考量。A能否让法律滴水不漏，让B找不到漏洞可钻？ 还是A的思维不够抽象和缜密，总是让B能够找到巧妙的方法来绕过监管，让B的客户看似遵守了法律要求，但仍然在从事高风险的操作？
20世纪60年代和1970年代，美国各行业公共和私营部门从业人员的工资大致相同。 这使得大量专业人才聚集在公共部门，并始终走在受监管行业的前面。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私营部门经历了上述金融技术的创新和企业管理文化的变革，积累了大量利润，各种服务领域自然诞生：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 这些服务领域帮助客户应对监管并进入精英行业，获得丰厚的薪水和良好的前景。
所有所谓宏观趋势的背后都是个人选择。 在利益驱动下，人才开始从公共领域流向私人领域。 在同一行业，如果你在公共部门工作几年，你将获得比进入私营部门之前十倍以上的薪水。 比如，如果一名法学院毕业生在进入律师事务所之前在最高法院当了一年的书记员，那么这些30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容易就能拿到几十万美元的薪水，薪水也很丰厚。 奖金远远高于没有公共部门经验而直接进入私营部门的学生。
换句话说，对于金融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行业，缺乏监管的最重要原因是，在A和B之间的思维较量中，由于奖励丰厚，处于B的位置往往是不公平的。 有领域经验的人，深谙政府运作逻辑，比A拥有更高的技能和经验。
政府缺席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去几十年来最大的政治问题变成了种族平等，这进一步压制了因贫富差距而引起的愤怒表达。 许多种族平等的具体政策，例如平权行动，曾经要求企业和教育机构给予少数族裔优惠待遇，以“补偿”历史歧视。
平权行动与精英主义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它强调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并根据客观表现进行评分，并且系统选择最优秀的人来提供最好的资源。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很难从家庭和成长环境中得到足够的训练来达到这种优秀的标准。 因此，制度必须纠正这种状况，给少数民族一个立足点，让他们获得更多。 资源，从而与历史上“优待”的人口竞争。
精英阶层的这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与精英政治密切相关，也可以被理解为为巨大的贫富差距辩护。 它强调所有的不平等都是由于能力的差异，而不是种族的差异，所以只要给予少数族裔同样的资源和培训，他们就会变得同样优秀。 对于那些历史上享有资源优势却仍然无法竞争、无法达到择优标准的白人来说——对不起，那是因为你们能力不够。
平权行动背后的政策逻辑只看到了种族歧视，却忽视了资本异化造成的贫富差距。 但事实上，两者也会导致阶层隔离和教育资源优势的固化。 这种逻辑的背后是精英阶层对非少数族裔下层阶级的蔑视，就像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期间称特朗普的支持者为“可悲者”一样。
马科维茨在书中认为，正是精英阶层对政治正确性的强调和对中产阶级的蔑视，使得中产阶级开始仇恨其他种族，强化自己的身份和阶级认同，并将愤怒转移到移民和少数民族身上。 人们脱离了他们的传统身份。 福山的《同一性》和伊丽莎白·安德森的《整合的势在必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你可以参考我之前的文章的介绍。
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无法说服被推到最底层的中产阶级接受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相反，他们吸收了民族主义和排外思想第一考试网，变得越来越极端。 他们厌恶一切精英阶层的说教，完全鄙视任何专业机构。 因此，他们不相信气候变化或任何宏观经济分析。 他们还蔑视正当程序和法治原则。
在他们眼中，不依赖“建制派”白手起家拥有一家公司或许更令人钦佩，因此特朗普远比希拉里更具吸引力。
几十年来，底层的愤怒不断堆积，无法通过正常的政治渠道表达。 在宪政制度的最初设计中，民主是通过一人一票的投票方式来制衡资本家过度的经济权力。 但在当代，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相互促进，彻底剥夺了工人阶级的话语权。
在整个西方话语体系中，私人领域的繁荣就会导致私权的兴起。 一个私人领域发达的经济体应该赋予每一个经济参与者权力，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政治参与权。 。
然而，新自由主义之后，市场和资本的高度发达却带来了“人”的衰落。 正如我曾经介绍过的《Undoing the Demos》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过去几十年大机构的崛起彻底改变了经济结构和蛋糕分配，不断流入私营部门的利润可以允许大型机构通过“合乎规则”的方式吸引人才来抵制公共领域的监管。 政策制定不再完全考虑个别选民的利益，而是成为资本的游戏。
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异常发展并非毫无预兆。
半个世纪以来，金融泡沫每隔十年就会出现一次，但从未导致彻底的洗牌和制度的重塑。 “占领华尔街”看似声势浩大，但也遭到了精英阶层的攻击和嘲笑，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制度变革。 当底层的愤怒逐渐扩大，演变为恶意攻击和暴力冲突时，这些警示信号很多都被解读为种族冲突，被政治正确的旗帜打压。
直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精英们才醒悟，认识到贫富隔离、阶级固化的真正影响。
未来
要解决这个时代困境，需要的不是归咎于各种抽象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是穿透这些人类创造的观念，探寻制度背后每一个普通玩家的真实诉求。
马科维茨等许多当代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认为，贫富差距和阶级隔离所产生的矛盾，最终必须回归经济问题来解决。 要为底层民众提供实实在在的好处，逐步重建他们的价值体系，让他们能够专注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仇恨其他种族、排斥非法移民。
特朗普并不是这样一个行动派。 相反，他是一个通过煽动底层民众仇恨为自己谋取权力的商人。 他不会支持任何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再分配。 相反，他将进一步减少大公司的税收。 他精明而低调，赢得了受益者建制派的顽固支持。
特朗普在低调为上层送福利、巩固贫富差距和阶级隔离的同时，却高调在价值观和观念上煽动底层群众——攻击精英、嘲讽建制、无视宪法法治，蔑视气候变化，拒绝非法移民。 、反对全球化……底层人民想做却做不到的一切，他都做了，让他们完全沉浸在情感和恶意的狂欢之中。
一切始于兴趣，终于价值观。 人性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掩盖真实的利益冲突，各党派人士巧妙地释放对自己有利的意识形态，诉诸情感而非理性，煽动选民获取政治地位。 在这种不断的政治变化中，更深层的社会问题被忽略了。 特朗普的当选是这种恶性情绪循环的必然结果，但它完全使人性在面对资本的情况下失去了立场。
似乎有两个人在一个问题问题上遇到争吵，但随后升级为人身攻击，侮辱了彼此的家庭和地区，直到双方开始将另一方贴上“敌人”，并进入了谈判和妥协的情况是不可能的。 敌对状态。
意识形态刺激情绪，这是人类大脑具有最高权威，甚至可以超越理性并逃脱思想控制的机制。 当双方双方都以不一致的情绪结束时，他们的不良意愿将相互放大，并且差距将继续加深，直到无法再解决最初的争议。
美国的两个政党目前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 因为特朗普继续激怒情绪，而没有解决真正的深层社会问题，因此双方的基本基础都在不断两极分化，导致政治中心变得非常非常偏振。 在这个/或挣扎中，几乎没有中间立场。 无论2020年选举哪个政党，它都将面临撕裂和隔离的美国社会，面临近一半人民的抵抗和反对。
既然社会已经达到这一点了，我们如何解决问题？ 为了使人们受益，加强监督和税收，制定更多的福利政策是一个解决方案，它也是2020年主要民主党候选人的主要政策卡。最重要的是，这些真正的经济政策真的可以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效果吗？
本书结尾处提到的马尔可夫人可能不仅是经济政策，而且是一种类似于“自然人权”的意识形态革命，它破坏了贵族的垄断，直接颠覆了精英主义和基于绩效的系统的基本逻辑。
一个社会对实际上来自经济的根本驱动力而具有重要意义的能力和价值观，并且没有永恒的自然合法性。
在中世纪和农业经济时代，血统受到重视。 贵族和王室统治社会，因为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土地需要长期耕种才能产生价值。 遗传贵族制度是一种合适的生产关系。 当人类从小规模的聚会转移到大型农业社会时，贵族也成为君主（单身领导者）和最底部的更多人之间的缓冲区，使大规模的社会在不精心且复杂的情况下运作官僚结构。 建立。
现代经济中的精英阶层非常重视理性能力，例如抽象思维，数字化和信息技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最大的经济驱动力来自技术的持续优化和资源分配的效率。 那些可以建立自己的系统来收集和推动信息的人可以获得最大的好处。 才能和人类思维是经济的主要驱动力。
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是因为他们在该系统下发展的技能更适合现代高度复杂和抽象的金融公司经济。 这些技能在五十年前的价值远不那么宝贵。
我们曾经认为中世纪的贵族使用高贵的血来证明他们的阶级地位是合理的，但是现在这似乎很荒谬。 那么，为什么现代精英不利用高科技劳动的能力来证明其班级地位合理呢？ 根据Markovits的说法，这些都是相同的“虚假自豪” - 假荣耀。
这本书中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常，所谓的优点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自负，是为了洗钱的根本性不公正的优势分配。 福利的分配将被洗钱。）
我们需要质疑和考虑的是，在现代社会中评估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否真的具有自然合法性？ 高度抽象的思维能力曾经将金融系统设计为更加复杂和复杂，从而赚了很多利润。 但是，这种利润是否代表生产力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还是仅在没有创造额外的实际价值的情况下重新分配利益？
这个问题继续被深入研究，甚至可以直接击中信息革命的含义。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整个世界都被不断数字化，并且对可以设计系统，记录数据和理解规则的人才的需求不断。 但是，革命到底是什么？ 这场革命的最大核心创新是从稀薄的空气中增加了无数信息，因此所有人类始终被大量信息和数据所淹没。 移动互联网和电子设备不仅不仅可以解放我们的思想，还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多的休闲享受，而且使我们一直关注信息流，不断更新和挑战我们的思维能力限制，并抓住与这些疯狂的流相处。 信息。
也许，一切仍然必须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整个社会应该追求什么？ 我们想创建什么样的社会系统？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也许没有永恒的答案。 也许唯一的好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问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