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你说的情况，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的意思的话我认为是这样的。
每年211院校在招生的时候，学生的志愿一般会比较喜欢向这个学校的强势专业或者社会社会的热门专业上集中，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冷门专业人数没有达到招生计划的情况，这是学校的分数线就是下浮来满足招生计划的最低限额。关于那所大学会有这样的政策来讲是基本都有的，但是也要区别对待。举一个例子，如果浙江大学在某省份的分数线一般是660左右，但是一个冷门专业今年报考人数很少，计划10人，但是660以上的只有5人，不过其他报考者的分数基本也是在650左右，很有可能就也找进去了，但是如果报考的后面的5人分数只有600左右，也就是说和浙大的分数差距过大，这样学校一般会削减掉几个名额，将这些名额送到其他对于这个专业来讲还相对热衷一点的省份。同理，如果一个省份报考这个冷门专业的人分数在650以上的有11，这样就会有机会增加名额，享受一定的降分吧。
希望是对你有帮助的。

中国大学是哪一年开始扩招的?

1999年。下面是参考文章的片段。

回顾1999年，高考扩招的第一个年头，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增幅达到42%，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主动安排增加招生人数最多的一次。同一时期，全国各大新闻媒体上“今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大幅增加”的通栏标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高校扩招成为1999年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教育政策之一。

时至今日，再回头看扩招，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扩招的速度确实快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从1999年至2005年每年递增25％左右，远远超出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这不能说是一个理想的科学发展。2007年，普通高校大概1900多所，一半以上是扩招后新增加的学校，其中一大部分是中专升上来的，理念、制度、师资、设施等各方面准备都不足。”

十年间，高考扩招从大受欢迎到引来争议，许多人不禁要问：我们的高考扩招是对了，还是错了？更有许多专家学者开始回顾这段历史，总结其中的成败。

扩招是为了拉大内需吗？

说起大学扩招，就不得不提一个人，他就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汤敏一度被冠名“扩招之父”，在中国高校大举扩招之前，他曾经以个人的身份向中央寄了一封信，陈述扩招的五大理由。

无疑，他的谏言提得正是时候。从那时起，中国高校开始了一轮步伐最大、持续时间最长轰轰烈烈的十年扩招。

时至今天，汤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能够一口气说出五个理由：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8～22岁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4%；其二，1998年国企改革，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8%，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其四，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其五，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

以扩招拉动内需，可行吗？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插曲。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1999年时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回忆当年，他说教育部要北大教科所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提交了一个报告，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拉动内需的排位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排在第一百零几位上，微乎其微。

既然扩招不是为了拉动内需，那扩招究竟让中国收获了什么？

2009年8月，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接受中央主要媒体采访时回顾了建国六十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其中他明确指出，今天的高等教育走入了大众时代。

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时代，扩招起到了关键作用。

那么，大众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项贤明教授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首先意味着文化权利，特别是高等文化权利的下移，这表现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这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社会极少数人的特权，而且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也正在从精英走向平民，这带来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近年来，一系列‘学术明星’的涌现，就是最好的说明。”

扩招成败不能简单而论

简单地讨论“大学扩招十年”的成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针对扩招及扩招后出现的问题，众多专家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我们用10年时间走过了其他国家30年、50年的历程，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 教育部部长周济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步跨得正好是时候，我认为意义特别重大。将来过几十年回过头看，会更加体会到它的意义。

一个时代的到来，也应该带来一代观念的更新。纪宝成校长认为：“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是对的，生源文化素质下降在大众化进程中是正常的，问题是我们在招生上‘宽进’了，但在毕业上没有真正做到‘严出’。我们扩大招生，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以后，在教育内部应当有全方位变革的跟进，同时也应该是社会的一场深刻变革，社会就业的观念、就业方式、户籍管理制度等等都要进行调整。”纪宝成校长还指出：“扩招引起了思想的大解放。钱是用到教育上来了，土地增加了，教育设备更新了等等，没有扩招做不到这一点。这对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将会长期发挥作用。”

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把当前大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学风浮躁、教学质量下降、就业难等等，不分青红皂白通通归咎于扩招，是不公平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认为，大学扩招是一个牵涉面很广的工作，需要明确很多问题，例如扩招的重点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扩招所需资金是靠提高学费标准，让老百姓买单，还是由政府、社会、老百姓合理分摊？每所学校的扩招计划是由政府作出，还是由学校根据办学条件自主决定？怎样的扩招速度，既能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又能满足社会的人才需要？

有学者主张，对于中国的十年扩招，不能站在问题上看问题，要在发展中看问题，最终方向是一定的，就是要从量变向质变，从外延向内涵发展。后一个十年，高等教育走向何方？中国学者认为，关键是大学如何从“以外延扩张为主”，走向“以内涵改进为主”；中国大学在长时间的“量变”之后，如何迎来一个质的飞跃。毕竟，失去了质量这个核心和前提，大学所具有的任何外在繁荣都将失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