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模式的下端是什么?

专业排名2021-06-16 07:39:39admin2

  “中国模式”的提出对国际政治理论界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原因之一是随着中国崛起的持续,这是个可以玩满久的概念。

  然而与日本第一、四小龙理论(当时不流行模式说)相比,中国模式有更多不清晰的地方。许多学者在谈到中国模式的时候,不是只侧重某一方面,就是免不了出现自相矛盾,不知如何梳理的现象。
  

  日裔美籍学者法兰西斯·福山近日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演讲中国模式的渊源与前景,就似乎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以发展过程归结出来的相对独特经验来看,把中国这30年来的历史称为一种模式应该没有问题。越来越多人同意中国模式(甚至其他国家发展模式)不可复制。
  然而这一模式的内涵其实带有许多内在矛盾甚至相互掣肘的地方,这些地方不仅关系这一模式能否延续的问题,甚至影响到如何为这一模式定义的问题。

  “模式论”的提出在外国可以看成是“北京共识”、“中国威胁”之后的一个新定性名词,纯属方便捉摸这头大象。
  对中国本身来说,这个相对中性的称谓则足以作为改革开放的丰碑。

  然而这模式的内涵所存在的矛盾现象与复杂变化,使它无法轻易被描绘成一幅完整的图像,并且可以预知下一笔的落墨之处。

  在这过程中,不同的人于是可以为这些内涵添加各种不同的解读。
  

  中国模式最显著的特征是如福山所说,政治上是中央集权的官僚独裁政府,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法治;而在这基础上快速增长的经济,更是这一模式被提出的关键基础,也是对少数国家来说具有学习吸引力的地方。

  但是作为主要内涵之一,经济增长其实不具太大的特殊性。
  从30年来的发展经验看,中国经济从极低的水平开始飞跃,而有备受瞩目的成就,这其实在战后日本和亚洲国家都具有相类似的历程。在这些历史中,有些经济体发展出了活跃的中小企业经济,有些则壮大了少数跨国企业巨人。

  如果不要光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着眼,而从比较健全经济的角度去看,财经作家吴晓波最近接受《东方早报》访问时其实就说出这一模式的困境。
  

  以《激荡三十年》、《大败局》等书成名的吴晓波指出,中国宏观经济每四五年就有一次波动,而企业也会有一次大洗牌。民营企业在98、04和08年先后经历三次倒闭潮,除了因为民营企业本身视野不广、战略错误等因素,整个国家的工商环境也使得民营企业处境很悲观,而且越来越悲观。
  企业并不因为技术创新、营销卓越、环保、合法纳税就能壮大,反倒是借着国际经济环境变迁而发力的“国进民退”(国企扩大地盘排挤民企空间)迫使经营实业的人决心在倒退。

  国家的权力不仅借着国企持续扩张,而且对国家经济事务的干预未曾稍歇。从房价到大蒜价,市场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时日的推移而越来越自主,反而是不断在调控中前进。
  

  这一前进方式越来越依赖集权的指挥调度,然而地方经济的崛起与中产阶级的扩大,反过来使集权的威信越来越小。福山和许多论者都羡慕集权下的决策效率,然而也不可避免要质疑它的可持续性。

  中国模式在经济上有说服力很强的内涵主轴,包括支柱产业的选择、战略发展的布局,但是以调控为基调的手段能不能让这么大的经济体持续保持健康 满足这一主轴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与政治代价有什么办法降低 以不变(或者小变)应万变的政治体制如何应对经济变迁下的社会需求 这连串变动与矛盾的内涵有没有可能在失控之前达到一定程度的调和

  即便看清楚了这一模式的渊源,也很难预测它的前景,就像日本,没有人曾经料想它的停滞如此之长,因为模式中的人也看不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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